该条虽然被置为第五章民事权利之首，也不能改变尊严在其中仅被赋予一项普通民事权利的地位之事实。
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另一机关列为共同被告。据此，即便复议决定改变原行政行为的事实、理由、依据乃至结果，只要不构成首次负担或补充性的独立负担，则被告仍为原机关所属的公法人。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1条规定，复议机关在复议程序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不能作为法院认定原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其二，借鉴德国经验，在单独以原行政行为作为程序标的之情形，根据《联邦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13条第1款第1句的规定，[22]一并撤销复议（诉愿）决定。而复议程序之瑕疵属于复议决定的固有瑕疵，这与《联邦德国行政法院法》第79条第2款所规定的原处分主义之例外情形颇为相似，即复议决定违反重要程序将构成补充性的独立负担，可作为撤销之诉的程序标的。这便注定在实际操作时，所谓的复议机关共同承担举证责任，很可能只是纯粹重复原机关提交的证据，甚至可能蜕变为一句同意原机关意见的简单话语。（3）驳回针对原行政行为与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
我们认为，原处分主义的内核已违反先取证，后裁决原则。[3]言下之意，新的证据、依据将融入原行政行为中并作为对其施以合法性评价的基础。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萧翰和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何海波5人也以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第71条的规定，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对孙志刚案以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进行调查。
立法法第99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修改如下：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或者案件当事人在穷尽法律救济之后的六个月内，如果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依据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国的政体，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依据立法法第99条第2款的规定，在我国，所有的社会主体有权在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均有资格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所谓作为法律问题无法得以解决，或者在法律范畴之内无法得以解决，是指或者是存在宪法规范但缺乏将宪法规范具体化的法律规范，或者是存在将宪法规范具体化的法律规范但该法律规范是否与宪法规范相抵触存在疑义，如果直接适用存在疑义的法律规范去解决法律问题，该法律问题的处理结果必然同样存在疑义，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不适用宪法规范就无法作出法规范上的判断。
法院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并不审理具体案件，并不需要为当事人提供救济，而为了维持宪法秩序已经赋予其最高国家机关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的主体资格。反之，如果法院不同意当事人的异议，认为所选择适用的法律规范符合宪法，则直接依据该法律规范作出裁判。
宪法解释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为宜。在违宪审查机关撤销该法律之前，该法律是合宪有效的。那么，既然该法律是合宪的，当然具有法律效力，所有的社会成员均必须遵从。如此，才能保证法院裁判的合宪性及彻底完成解决纠纷之司法裁判功能。
如宪法解释草案是否应当公开征求意见、审议过程是否需要三读等，现行宪法和有关法律也没有作出规定。具体案件审查，即在法律文件生效以后发生了具体案件的审查。（2）依据宪法规定的立法程序。该宪法委员会不同于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法国宪法委员会是独立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及司法机关之外的机构，未来我国所要设立的宪法委员会是在全国人大之内作为协助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的专门委员会性质的机构。
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2016年对一府两院报送的30多件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逐件进行了审查研究，司法解释有的一件就是一百条、几百条，工作量是很大的，还有重点地对地方性法规开展主动审查。
宪法未规定宪法及宪法修正案公布的主体，按照惯例，由全国人大公告公布。按照这一标准，有资格提出异议的当事人应当包括原告、被告、有独立诉讼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诉讼请求权的第三人。
（3）依据宪法的原则、精神和理念。宪法之所以需要牙齿，其目的在于一旦出现违宪行为时，能够及时纠正，以保证宪法的全面、有效实施。因此，要求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合宪性审查就是依据宪法对宪法以下的法律文件是否符合宪法进行的审查。笔者认为，此一程序完全可以参照司法程序进行设计。在案件审查的情况下，初审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法律文件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存在争议时，能否提请审查？除最高人民法院以外的下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法律文件是否与宪法相抵触时，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还是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审查？如果是只能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审查，是逐级上报还是直接上报最高人民法院？ 明确违宪责任 从其他国家合宪性审查的实践看，合宪性审查的结论主要分为违宪与合宪两种。
宪法解释是对宪法规范内涵的说明，与宪法应当具有同等的效力。宪法若是缺乏一副坚硬的牙齿，制宪的目的就无法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20日，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从当事人权利救济的角度看，必须先穷尽法律救济，然后才能寻求宪法救济。
全国人大组织法第3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从政治理论上，近代以来奉行人民主权原理，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应当监督政府。
前者是在没有发生案件的情况下的审查，后者是在发生具体案件之后的审查。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实际上，2000年以来，一些公民依据立法法第99条第2款之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针对某些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之合宪性审查请求。但是我们从2004年备案审查专门机构成立以来，通过沟通协商、督促制宪机关纠正的法规、司法解释累计有上百件，所以这个制度是发挥了实实在在功效的。
因此，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设专门委员会协助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包括进行合宪性审查工作。在穷尽法律适用之后，仍然无法作出判断的情况下，才有必要适用宪法，作出宪法上的判断。
因此，在需要依据法规范对某项行为作出判断时，法律适用优先、穷尽法律适用，即对某项行为先进行合法性审查成为合宪性审查的一项重要的过滤机制。对于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某个特定问题，在法规范上处理这一问题的逻辑思维是，首先将其作为一个法律问题对待并予以解决，只能是在作为法律问题、在法律范畴之内无法得以解决时，才将其作为一个宪法问题、在宪法范畴之内进行解决。
换言之，法院只能依据案件当事人所提出的异议，才能对法律规范的合宪性确定自己的意见。为区别宪法解释和法律解释，宪法解释案从标题到内容行文，应当具有特定的格式。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即如果存在法律规范时先适用法律规范进行判断，在没有法律规范或者适用法律规范仍然不能作出判断时，才适用宪法规范。明确合宪性审查的方式 从各国合宪性审查的制度规定看，合宪性审查的方式包括预防性审查，即在法律文件生效前进行审查。胡锦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因此，当事人在穷尽法律救济之后，只可以对法院裁判所选择适用的法律规范的合宪性提出审查请求，而不能对法院所审理的具体案件中的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纠纷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理请求。我国现行的合宪性审查工作没有实际获得运行，其主要原因在何处，是否需要改变？换言之，是否应当废除我国现行的制度，转而模仿美国式的司法解释制、德国式的宪法法院制、法国式的宪法委员会制？ 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了我国只能实行现行的合宪性制度，而不可能实行其他的体制。
宪法解释的效力要高于法律，因此，宪法解释案的提案主体应当严于法律的提案主体。（4）依据宪法的规范内涵。
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应当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 强化合法性审查作为合宪性审查过滤机制的功能 立法机关依据宪法制定法律，因此，我国绝大多数法律的第1条明确规定：本法依据宪法而制定。在此情况下，本着权利救济的理念，应当赋予当事人在法院裁判作出以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的主体资格。